月份彙整十二月 2009

《書虫的少年時代》此書名分明呼應著中學課文《岳飛的少年時代》，亦因為封底惡搞數篇課文促使筆者借來看。 如今幾乎忘了情節，只記得最後寫到李書松走向公園裡的玻璃屋，期待與鼓勵他重拾課本的意中人見面，就停了。 筆者不是事必要有大團圓結局的那類人，只是明明有機會，卻無端端不讓他們相見，鬱悶得很。 雖然天航已在後記解釋為何要留白，還是氣悶。 P. 312 真正無知的人，就是只顧成績而不顧他人死活的人；真正懦弱的人，就是逃逸考試而行屍走肉地縱樂的人。

《閒雲與亂想》︰ 我恍然悟到中立的真正定義：不是童話裡的，不是夢想中的；不是字典中彰而顯之的，不是列強嘴中堂而皇之的；中立是你能以自己的脊椎挺住，以你自己的腳跟站起，在這個無情又無義、無法又無天的冷酷的地球之上。

小丁負責書籍設計及插畫。 P. 157-158 為什麼成長中的年輕人總是如此呢，避免尷尬，害怕坦露，迴避正面接觸與表達，不敢把真正的自己放在中間。這是簡單一句怕老土怕難為情就足以掩蓋的嗎？難道他們不知道他們正為自己羅織著一塊透明的膠膜，當有天整塊膜織造成功，他們便會永世給困在裡面不能出來，變得無感、虛假，也沒有人再能走進去？

舊版封面，抽象得很。   雖然之前聽過高行健的名字，但直到他成為二ＯＯＯ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後才開始看他的作品。 如果又有甚麼「帶一本書去荒島」諸如此類的話題，筆者或者會帶《靈山》，荒島應該有無限年日去消化故事的意涵。   第一人稱的敘事者，經歷誤診肺癌的虛驚後決意去浪遊。 某天他從別人口中得知靈山的事，希望登峰一探究竟，於是展開中國西南部尋找靈山之旅。   當年筆者生吞活剝，不求甚解，但覺敘事者的西南漫遊、寂寞時的幻想、少數民族的考證，以至靈山的虛無都給人極美的感受。 也許彆扭的行文令人覺得不知所謂，結局肯定人人明白︰ 我不知道我甚麼也不懂，還以為甚麼都懂。 事情就出在我背後又總有隻莫名其妙的眼睛，我就只好不懂裝懂。 裝做要弄懂卻總也弄不懂。 我其實甚麼也不明白，甚麼也不懂。 就是這樣。

2009出版事情﹕梁文道：我不是本書作者 ——關於《我讀》的雞毛蒜皮　27/12/2009　許驥 【明報】我早就覺得梁公出書太多太快了，僅二○○九年一年時間，他就在內地出版了《常識》、《噪音太多》、《我執》和《讀者》四本書。 在《常識》之前，我還頗期盼梁公能在內地出書；但在《讀者》之後，我則認為他應該適可而止了。 十一月初我在廈門陪同他簽售，見每位讀者手中都捧著三四本他的書，有的甚至一買好幾套來。 梁公簽名殷勤，每本必雙手奉上並道「謝謝」，所以原本預計一小時的簽售根本來不及，又延遲了一小時。 我聽小道消息說，梁公在出版《讀者》之後近期沒有出版計劃，心中很是寬慰。 然而就在上周三，我有個素未謀面的朋友是北京某圖書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他在QQ上叫我，問我有沒有興趣寫梁公的新書《我讀》的書評。聽完一驚，怎麼梁公又出書了？！但是梁公的書，我當然願意讀，就要了一份電子稿。我看這書的作者欄上寫的是「鳳凰衛視出版中心編」，就明白了，哦，原來不是梁公寫的；又看了一下封面，見腰封上寫著如是文字：「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道長』開列『悅讀』書單；人生那麼短，時間那麼少，讓我集中精力給大家介紹些好書吧！」；再瀏覽了一下書稿，原來就是《開卷八分鐘》的節目內容。心想：嗨，如此而已，像我這樣幾乎每期《開卷八分鐘》必看的觀眾，真沒必要買這本書來讀；梁公向來不喜書單，估計什麼「悅讀書單」之類，又是書商的宣傳，梁公心善，便權當作沒看見罷。總之，這不過是一本具有商業價值的書罷了。 工作餐時，我與同事說起梁公的新書《我讀》即將出版。同事說：「哈哈，那不就是把《我執》與《讀者》的名字拼起來了？」我說：「不如我也去找梁先生談談，把其餘《開卷八分鐘》的東西再編本書，書名嘛，就把《常識》和《讀者》拼起來，叫《常讀》好啦！」玩笑歸玩笑。同事隨後跟我抱怨說：「其實梁文道這樣出書對他真的沒好處。」我很同意，一個人如果過快使用他的知名度，則必會有耗竭的時候。 本周一，我見那位送《我讀》電子稿的朋友在QQ群裏到處散發《我讀》的電子稿約書評。第二天，QQ群裏就開始圍繞這本書熱議起來。有人說《我讀》是一本欺騙讀者感情的書；也有人義無反顧地支持梁公，凡是他的書都愛看。我隔岸觀火，心想：這本書估計又要演變成社會話題，還沒上市就吵成這樣。 梁文道的聲明 當晚，我打算給梁公寫封電郵，問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問問他知不知道讀者們對這書的反應。誰知信還沒寫好呢，第二天中午，豆瓣網上就出現了法律出版社的高山先生（即梁公《讀者》一書的責任編輯）貼出一篇名為《梁文道先生關於本書的聲明》的文章。高山先生寫道：「鑑於近來有消息稱文道先生將在二○一○ 年出版《我讀》一書，昨日梁先生獲悉之後，請本人代為轉達他的聲明，請大家能夠理解。」接下來，就是梁公聲明的全文： 據我所知，《開卷八分鐘》節目內容的版權屬於香港鳳凰衛視有限公司，它有權對之進行任何形式的處理。 我知道鳳凰衛視的出版中心有意將《開卷八分鐘》的節目內容出版成書，但我早對該中心的負責人表明： a 我一向不贊成把電視節目變成書的做法，除非它是Ways of seeing或Civilization那麼偉大的節目，而且經過原作者的大幅改寫加工。 b 我做的電視節目都不值得變成書籍，我目前也沒有餘暇和意願去做這樣的事。 c 只有我自己親手寫出來的東西，我才願意承認它是我的文字作品。 d 假如有人執意要將《開卷八分鐘》製作成書，我不會對它做任何的修訂審校，也不願知道有關於它的任何技術進展，更拒絕從該書獲取任何金錢收益。 對於目前網上流傳的《我讀》一書的資料，我有如下看法： a 我不知悉這本書的出版情況，直到有人把這些網上的資料傳給我看。 b 我不是這本書的作者。 c 該書書名不是我的手筆。 d 我不知道該書腰封上的宣傳語句的出處。 e 我不知道該書序言的出處。 f 凡是做過拙著編輯的朋友都知道，我最討厭自己的照片出現在拙著封面和腰封之上。 我強烈籲請《我讀》的出版方停止一切誤導讀者以為我是該書作者的手段。 哈，這一切都是場鬧劇！在看完梁公的聲明之後，我又仔細把《我讀》的《序言》讀了一遍，才發現這篇名為《為什麼需要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的文章其實很狡猾，沒有署作者姓名，卻用第一人稱寫成。這篇《序言》我愈讀愈感到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似曾相識，結果「翻箱倒櫃」終於被我找出它的出處。原來，這篇文章其實就是《開卷八分鐘》○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的節目，稍加刪改而已。 … Continue reading →

「假如我存在，那些問題就是唯一剩下的痕跡」 19/7/2009　梁文道 【明報】在我幹過的所有文字活裏頭，我最恨採訪。之前要花大量的時間去調查受訪者的資料，構思可能的問題；之後還得費更多的工夫去把錄音轉成文字，反覆修繕其中的空白與缺漏。加上實際訪談的時間，這大概夠我寫出一整周的專欄有餘了。 可是，我還是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地替《讀書好》做完這一系列的訪問。而且在可見的將來，我還會繼續做下去。除了有同事幫我記錄，省下那最令人害怕的工序之外，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個習慣被採訪的人，知道訪談的用處。過去四、五年來，我平均每個禮拜要被人採訪一次，有時候還真到了口乾舌燥心煩意厭的地步。然而，我還是繼續受訪，能夠回答懂得回答的我盡量回答。因為我把它當成了工作，當成了一種表達觀點的工具，和我寫文章做節目差不多，只是它更輕省更方便。我不需要動手也用不著在鏡頭前來回走動，只要坐在椅子上等人發問，然後說話。假如對方夠誠實夠認真，我發現訪談不失為一個代替書寫和演說的速食手段。假如對方敏感機智，說不定還能達到理想的對話境界，使我的大腦意外孕出一個本來不存在的觀點和想法。做採訪是苦差，但被採訪卻是份優差。 出於這份替人省事的良善用心，也出於對一些人物的好奇和對自己的挑戰，我決定每個月要去採訪一個有想法的人。所謂「有想法的人」其實是後來漸漸歸納出來的主題，一開始，我想在《讀書好》這份閱讀月刊做的是個有關讀書的訪談系列，比方說看看人家的藏書，窺視一下他們的隱私。但這個計劃一開頭就碰上釘子了，首位受訪者董橋先生對後輩一向溫厚，可他說：「這怎麼行呢？這種東西千萬不能給人看。」我明白，懂讀書的人都曉得私人藏書最能透露自己的隱密信息。所以近年才會有這麼多要人打開書房的訪問甚至專書，因為我們都很八卦，愛看人家的私生活。 不，這不是我要做的。既然我自己也不願意讓記者踏進家門，我又憑什麼帶著攝影師去踩別人家裏的地板呢？我真正要做的，是探訪一些我感興趣的人物，這些人還都跟書有關，或者是作者也或者只是讀者。並且我相信他們都有想法，能開我眼界，教我想到一些我自己不會想的事，或許還能令讀者受益也說不定。「有想法的人」聽起來很玄很泛，不過我們知道，這種人其實不太多，尤其在這個城市這個時代。真的，我常看坊間雜誌的個人專訪，記住的真沒幾個。特別是「成功人士」和「名人飯局」裏的名人，他們使我覺得成功成名的前提似乎就是不能想得太多更不要想得太與眾不同，於是讀者才可以總結出一條通用方程式：「你看，每個成功人士都是這麼說的」；繼而效法他們，一起成功。所以我不太明白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要去觀賞「與CEO對話」之類的節目，難道他們不覺得那些人說的東西都很相似嗎？連最近垮下來的方式都很像。 也許這不是受訪者的責任，而是採訪者心裏早有一番固定的盤算，無論你說什麼，我都能把它們總結成「勤勞」和「掌握機遇」這幾大元素。說到這裏，我不得不評論一下近年流行的那種訪談文體。在那種文體裏面，採訪者幾乎比受訪者還重要，他的目光無處不在，他的感想接連不斷；從對方點什麼飲料開始，一直到某個最細微最不可察的小動作，全都逃不出「作者」法眼。在這種文體裏頭，探訪者的確成了作者，總是毫不厭倦地要人注意他有多聰明，他的文筆又有多炫麗。因為他是作者，所以被他採訪的人就是一篇散文甚或小說裏的角色了。 只要原始乾燥的一問一答 這也不是我要做的。我要最原始最乾燥的一問一答，我只要受訪者的想法。所以我不記錄他們的表情神態和衣著，盡量讓他們用自己的言語呈現自己（雖然經過我事後的編整）。這十五人這麼有意思，這麼不同，我又何必畫蛇添足？因此，我甚至刪去了許多自己當時說過的話，在你看到的文字上偽裝出一個傾聽者的姿態。假如我存在，那些問題就是唯一剩下的痕跡。所以我把本書編輯原來選用的書名《梁文道對話×××》改成了更單純更直接的《訪問》。Andy Warhol創辦的雜誌不也只是叫做《Interview》嗎？縱然它早已失去了草創時期的氣息，但這個名字還是利落無匹。 至於書內的十五位受訪者，我就不說太多了，也不打算在他們的談話中勉強拉出一條宏大的主線，大家儘可自己翻看。倒是《讀書好》的現任主編鄺穎萱必須多謝，在我脫手編輯職務之後，她仍容許我偶爾放肆地刊出一篇萬言訪談。大家可別忘記這是份大眾讀物，這等長度的訪問是不少更專門的雜誌都收不下的。我最感激的，還是先後幫忙記錄訪問的編輯，以及幾近義務勞動的攝影家。謝謝你們。 延伸閱讀 《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書評

極時的寫 20/12/2009　北京「萬聖書園」經理張曉輝 【明報】陳冠中滿可以把自己的新小說命名為《2013》，藉以向那本偉大的政治幻想小說表示敬意。這種借構想未來政治與社會體制下小人物掙扎抗爭的故事來澆自家塊壘的筆法討巧而又迷人；我們簡直要禁不住詫異，何以整整半個世紀，竟然少有仿效喬治．奧威爾的傑出作品產生出來。 至少從表面上看，《盛世：中國，2013年》與《1984》有着頗多相似之處。自不待言，兩者都在構想威權體制未來某時刻的走向，亦都對此一體制禍及社會與人心的統治原則表示批判；即便在細節上，讀《盛世》的時候我們也不斷被喚起對其前輩的回憶。《盛世》裏有自己的溫斯頓．史密斯，那是不斷尋找「丟失的二月」的方草地；有自己的裘莉亞，那是不甘沉默孤獨作戰的韋希紅；甚至在那位政治局高官何東生的身上，也找得到奧勃良的影子（更不必說小說後半段何東生對中共「盛世」政策的解釋，與奧勃良在拷問溫斯頓時的誇誇其談所具有的結構上的相似）。盛世之下民衆的滿足感，簡直是「兩分鐘仇恨」的後現代拷貝；那「丟失的二月」裏報刊資料的缺失，讓人想到真理部裏充滿嘲諷意味的「忘卻洞」；還有，連小希那個頗具恐怖主義「左憤」色彩的兒子，也很有點《1984》當中派遜斯的孩子拿手紙加蜂窩當軍號的味道呢。 浪漫頑抗Vs. 末世「嗨賴賴」 然而兩者的相似便到此為止。須知《盛世》是充滿後現代末世氛圍的環境下產生的作品，而絕不似《1984》那種極具浪漫主義與自由主義傾向的風格，故而我們絕不可把這兩者，混為同一類小說。遙想《1984》產生的時代，正是自由和極權絞殺在一起的辰光；在極權體制下，人們追求自由的鬥爭是壯烈的、悲劇性的，宛如一齣齣《沙家浜》《紅燈記》在上演；概言之，這是鮮血與屠戮交織在一起的慘烈戰爭，反映的是極權時代當局與民衆浪漫主義的緊張關係。到了後極權時代，這種浪漫主義的對抗已經褪色。就統治者而言，他們已經不存在對於舊日信仰的狂熱忠誠，其嘴裏道出的信仰不過是掩蓋其瘋狂追求私利本質的花言巧語；因之對於民衆，他們也不似自己的前代先祖那樣，必欲格殺所有潛在的敵對因素而後快。於是他們往往表現得疲軟鬆懈、漫不經心，恐怖和對抗變成了他們的變態而非常態，成為其牟求私利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手段。相應地，統治者的這種行為方式，令到民衆失去了敵對的物件。凡是敵對，總歸需要雙方的存在才可以進行下去；這樣，統治者暴力手段的缺失，使得民衆亦放棄了浪漫主義的對抗，用《盛世》裏的話講，開始變得「嗨賴賴」了——而且根本不需要政府在飲用水裏加什麽MDMA，他們自行就會忘記。 （何東生說）我想跟你們說的是，沒錯，中央主管宣傳的部門是做了些工作，但這也不過是順水推舟，如果不先是老百姓自己想忘記，我們也不可能強迫大家忘記，是中國老百姓自己主動給自己吃了健忘藥。（259頁） 官民共譜後極權內核 這實在是《盛世》一書最為深刻的地方。作者竟然如此舉重若輕地窺見了後極權時代政府和民衆關係的實質，那便是雙方在攜手共同建設着後極權體制的根本內核。何東生將其概括為「天佑我黨」，此言得之。 統治的實質既然改變，則統治的形式勢必發生變化。後極權體制下，當局通常不會使用橡皮棍和電刑對付民衆，也毋須勞神建什麽「101房間」——說到底，人們的101房間都在他們的心裏，便是自己的蠅頭私利。因此很具諷刺意味的是，小說中具有對抗意味的人，多半是我們今天常說的「憤青」——右憤如小希，或者左憤如韋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小希那樣的右憤，最終是在何東生的慷慨陳詞面前敗下陣來；對當局真正具有威脅的倒是韋國那樣的左憤，唯有他們才因自己的恐怖活動而遭到鎮壓。至於其他人，充其量會像小說最後寫的：走出門外，老陳對小希說：「我在雲南邊境那邊有朋友，他們都沒有嗨賴賴的感覺，你願意跟我一起過去嗎？」（261頁）於是便來到了小說結尾那充滿寓意的一句：東方既白，兩人半遮着自己的眼睛，迎着刺目的晨光，走着。（261頁）「盛世計劃」：逃避主義的誕生這便是《盛世》之於《1984》最大的區別所在。在《1984》的結尾，溫斯頓和裘莉亞對黨的鬥爭失敗了；他們的靈魂已經被消滅，正在等待着肉體的消滅。然而即便是他們的失敗亦是悲壯的戰歌，亦能夠激勵讀者向極權體制發動新一輪浪漫主義的進攻。而《盛世》的結尾是低迴的，抑鬱的，主題是逃避主義和無可奈何。我們甚至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於所謂「盛世計劃」的矛盾心態：既因其扼殺人性的根本取向而嫌惡之，又因其幫助中國度過世界經濟「冰火期」和阻止極端勢力上台而嚮往之。這種矛盾、無奈和逃避，正是後極權時代人們的慣常心態；所有這些，都沒有逃過作者敏銳的觀察。 因此，《盛世》一書算得上對後極權時代統治關係與社會心理的絕佳描摹。欲尋找後極權時代政治幻想小說寫作的活標本，此書當之無愧。 延伸閱讀 陳冠中《盛世》專訪 陳惜姿讀陳冠中《盛世》 馬家輝說陳冠中

好作家﹕陳黎　詩人不寂寞　6/12/2009　何新 【明報】香港國際詩歌節上周剛剛落幕，短短數天，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詩人聚集我城，與群眾一起誦詩唱詩談詩，為整個城市增添不少詩意。與此同時，十一月底，香港浸會大學也請來數位外國與台灣詩人，進行詩歌研討會，包括「台灣當代十大詩人」陳黎。十一月，是完全屬於詩歌的。 陳黎來自台灣花蓮，於作品中常表達其對故鄉土地的關愛。雖然第一次踏足香港，念英文系出身的他早於學生時代已經對香港的西方文化、自由開放嚮往不已，更經常從香港訂購外國雜誌。有別於其他詩人鬱鬱寡歡的樣子，陳黎性格開朗直率，訪問期間常常捧著腹開懷大笑。寫詩於他，似乎並不是為了抒發愁緒，更多的是為了當中的好玩趣味。 甫見面，陳黎便說香港跟他想像的相差不遠，「這是個非常hybrid（混雜）的地方，你既可以找到很多西方英式的文化，亦可看到很多在大陸失落已久的民國三四十年代傳統」。兩岸三地近百年來的命運迥異，各有各的政治文化背景，以致文學語言發展上也有不同的風景，陳黎認為香港受到西方的影響較其他兩地深遠，「香港人英文太強了」。他笑說，「中文寫作難免會輸蝕一點」。 「董啟章是香港的寶」 陳黎跟也斯份屬老友，常常一起談詩論文，他卻認為現時香港欠缺大氣派的作者，從文字深度、廣度到多樣性都不足夠，「可能跟環境氛圍、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有關，社會不重視文學。不過董啟章很好。」縱使董啟章的小說很好，也獲獎無數，香港卻沒有出版社識寶，反而台灣麥田出版社卻識英雄重英雄，「我還以為董啟章是香港的寶呢」。 二三十年前，在陳黎成長的那個年代裏，香港對台灣和大陸有很大影響，陳黎笑說以前台灣的足球「國腳」也是從香港過去的，他也非常欣賞以前那一輩香港寫作者，如崑南，如葉維廉，「要令我嫉妒的，才是我心中厲害的寫作者」。 在大陸寫詩，能表達什麼﹖ 大陸經過十年文革，意識形態成了作家和詩人創作的最大包袱與障礙，語言亦失去了從前民國的傳統味道。「以大陸這樣的背景，你很難要求他們的語言有趣味，像我們可以自由地開玩笑說，小毛變壞了，在大陸根本不能。在大陸寫詩，你能表達什麼﹖」說罷陳黎又笑起來。可是他認為，文革以後這二十多年，大陸急起直追，語言上的發展亦很快，比起台灣還要好。「台灣不算有太多大氣的詩人作家，不過ambitious的也不少。」陳黎認為，ambition對寫作來說，最重要，除此以外，便是語言的趣味。 香港和台灣的詩歌生活味較濃，趣味較高，而「雙語」（ambiguity）是令詩歌變得迷人的竅門。這次陳黎來港，替美國詩人Janet Charman翻譯一首小詩tea mind ，其中兩句「make her/tea/mind/straightaway」，「你可解作泡茶給她，亦可解作給她一顆茶一樣的心，即寧靜平和的心。」，這便是陳黎口中迷人的ambiguity。關於趣味，他把李白的《靜夜思》念一遍，說無論多讀幾遍，也不會再有感覺，「可是我從中只抽出幾字，模仿日本俳句重新再寫一首又如何﹖」結果，《靜夜思》變成簡單的「床是故鄉」，「這樣，既是從傳統而來，又有新的創意，趣味便出來了。」陳黎建議要多多開發研究字與字之間的關係，才能寫出有趣味（witty）的東西。 任何在紙上的東西都是小眾 在這金錢掛帥的年頭，寫詩可能只是小眾的事情。「文學根本已經很小眾，遑論詩歌了。任何在紙上的東西都是小眾。」陳黎這樣說，雖然小眾，選擇寫詩，他有其原因。「詩歌可以超越現實，引領我們去實現夢想，使我們生活有活力，所以雖然寫詩令我有時很羞愧，我仍會繼續下去。」詩歌的文體雖傳統，可是沒有小說商業化，也變化最多，「詩歌裏充滿富有的感想，所以說，窮人需要詩。」陳黎更挑皮地說自己其實不喜歡閱讀和寫作，而詩歌的字數少，卻少得美，懶散的他便寫詩。「這麼多字才一部小說，足夠我寫很多很多的詩了﹗誰說詩人最寂寞？我說詩人最不寂寞﹗」 寫詩以外，陳黎亦是個出色的詩歌翻譯家與散文家。著名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的《辛波絲卡詩選》便是由他與張芬齡合作翻譯的。他也是最早着力譯介拉丁美洲詩歌的人，最近他才把日據時期在台日本人的詩歌作品翻譯出來，讓人了解更多當時的台灣庶民文化。 陳黎用詩的語言去寫散文，其散文雖然篇幅較短，意象比喻的運用卻很巧妙。他堅持自己的散文是亂寫一通，「寫散文很累，更不要談寫小說了，文字密度太高了。想到要寫一千五百字，我頭痛便來了，還是寫詩比較輕鬆。」陳黎又哈哈大笑起來，「生命有限啊﹗」 詩人簡介 陳黎，本名陳膺文，一九五四年生，台灣花蓮人，著有詩集《廟前》、《動物搖籃曲》、《親密書》、《島嶼邊緣》、《輕／慢 》，散文集《人間戀歌》、《晴天書》、、《詠嘆調》，音樂評介集《永恆的草莓園》等。譯有《拉丁美洲現代詩選》 等十餘種。二○○四 年三 月，受邀參加巴黎書展中國文學主題展。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梁實秋文學獎詩翻譯獎 ，金鼎獎等。二○○五 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 解讀陳黎 《親密書》收錄了陳黎從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九二年的代表性詩作七十餘首，並獲得了聯合副刊讀書人最佳書獎。陳黎在不同題材表達了他對土地與生命的眷戀，對體制與僵化形式的反抗，對日常卑微事物的歌頌。詩人余光中說陳黎「頗擅用西方的詩藝來處理台灣的主題，不但乞援於英美，更能取法於拉丁美洲，以成就他今日『粗中有細、獷而兼柔』的獨特風格」。 在《陳黎情趣散文集》中，陳黎說蚊子、講五官、說寓言故事，還有「二十五種成為正人君子的方法」，各式各樣的言情散文，有不按牌理出牌的奇異發想，也有生活點滴苦與樂。透過陳黎的文字，我們看見周遭那些有血有肉、相識或不相識的人事物，就像看見長久存在卻從不曾被注意的家族成員，也因此照見自己生命更完整的面貌。文章雖然不長，讀後卻令人會心微笑。

還水滴一個名字－－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19/9/2009　許先施　明報周刊2132 關於1949的記述，你也許會想起哪一支部隊怎樣過江，怎樣佔領一個鎮，怎麼奪取勝利；又或是想起蔣介石、毛澤東、張學良等大人物的故事，但這些都不在龍應台關心之列。她強調：「這不是一本政治或軍事書，這本書只關心小人物。」 他們可能是戰場上殉難的士兵，或者在內戰中像遊牧者到處找落腳點繼續課堂的八千名山東師生，他們的名字不曾被歷史記載，但龍應台努力梳理他們的背景，從名字、出生與死亡的年月日都盡量推敲。那怕是那位想家的日本小兵，他的名字是否叫田村都無法證實，但她還是要把他的名字記下來。 當歷史遺忘了他們，文學，可以還他們一個名字。 龍應台對名字可能特別敏感。我們坐在她香港大學的工作室，談她在台灣出版兩星期已加印到第三版的新作《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每遇到她想強調或覺得特別感動的事情時，她總會先喊筆者的名字，像母親對孩子的細心叮嚀。 對新作中提到的戰爭受害者，龍應台的筆調處處流露著憐憫，讀者看到的不是被國家政治陣營標籤的日軍、美軍、國軍、共軍……而是一個人自己本身。這使讀者能與日軍田村一起在海邊看著日落，思念老家的父母，也為那位負責在拉包爾集中營燒屍的台籍日兵一句「心臟，最難燒」而感心寒，想像到在臭氣熏天的火堆中，來自日、中、台各地的心臟在火光中咯咯跳動，直至停頓。龍應台就是要走進戰爭那熊熊火光，讓你聽到當時槍火聲有多震耳欲聾之外，也設法體貼扛著槍桿的人，其實，他們的心靈一直在流亡。 林精武︰經歷了八年抗戰，跟其他國軍一樣身心疲憊，那晚在槍火聲中伙頭忽然燉來一鍋豬肉，一個手榴彈擲過來，同僚的頭落在豬肉湯內。他一生都記住那晚沒吃的豬肉。 比爾︰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代表澳洲參與盟軍的作戰計劃，後來被日軍俘擄到拉包爾集中營。他以畫畫自我療傷，以素描記錄戰俘互記耳光被凌虐的故事；今天回首，他視集中營內的戰俘及監視員為受害者，大家都是被壓在底層的竹片，失掉原來的韌性，動彈不得。 脫掉國家的外衣 戰爭中的人有如小水滴匯集成江，流向滔滔大海，每個人湧到戰場上為國捐軀，繼而在前線倒下，卑微地埋在黃土。除了籍籍無名者，書中也有馬英九、朱經武、管管、董陽孜等許多今天赫赫有名的人，不過，在1949年前後，他們都還是乳臭未乾的小孩，跟所有人一樣，面對戰爭的暴風威力沒有多少自主權。 早在二十年前旅居歐洲時，龍應台已就一位七十多歲德軍老兵被翻戰爭舊帳而寫下《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一文︰「個人只是『制度』這個巨大機器中一個看都看不見的螺絲釘」，不幸的是「螺絲釘」偶爾會被演繹為殺人工具或救人工具，發言權掌握在當權者手上。尋找「螺絲釘」自己的版本的想法一直在醞釀，直到去年龍應台正式開始撰寫《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她說︰「我想把國家、軍隊的機器拆掉，裡面就剩下小小的無名無姓的小人物，當然中間也有大人物如蕭萬長、馬英九等，可是他們出現的時候也不是大人物，蕭萬長當時只是一個八歲小孩，看到敬重的醫生彭清靠被國民政府當眾槍殺時，聽命於母而走前獻上一枝香的故事，他還是第一次告訴別人。我就是要把國軍共軍、中國日本等這些身份通通脫掉，去看小人物的命運。 龍應台說︰「我想把國家、軍隊的機器拆掉，裡面就剩下無名無姓的小人物。」 汪洋中的一點線索 可是小人物的名字早就被龐大的戰爭歷史所淹沒，要把這些無名字的人從汪洋大海中撈回來並不容易。龍應台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從零開始，先從國民政府和共產黨黨史入手，了解戰爭的來龍去脈，再尋找倖存者的名單，和他們進行訪談。李維恂，1937年加入戴笠成立的「忠義救國軍」參與抗日戰爭，被日軍俘擄，先後送到南京老虎橋集中營和巴布亞新畿內亞的拉包爾集中營，日本投降後再被送回中國參與內戰，最後隨國軍撤退到台，他一生隨戰爭被沖刷到不同的軍事重地，見證1949年前十年戰爭的強暴怎樣把人的心靈徹底掏空。龍應台找他找了好久，偶然在網絡上發現他在二十年前寫的文章，於是到處搜索，期盼他還在人間。終於聯絡上李維恂時，他說︰「我知道為甚麼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獨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 聆聽別人的遺憾 龍應台在八個月內不斷聆聽別人的遺憾，目睹下一代第一次聽父輩訴說自己的故事，收集了許多悲傷故事，然後，她關起工作室的大門，用了四個月把父母親、抓兵、戰俘、美軍、日兵等支離破碎的故事，編織成點、線、面。大部份人關心1949年，都把它看成歷史的分界線，人們在那一點怎樣流離失所，與家園分開，可是1949對龍應台來說，卻是龐大的歷史網絡中的一點，龍在書中不只談1949年，還回首抗日戰爭開始，國軍在八年抗戰後經歷內戰的漂泊，甚至麻木不仁地在舟山等村落強搶平民當兵。龍展現國軍淪落的過程，也翻開小兵們不情願地來到台灣的傷口。那邊廂她又書寫中國平民在八年抗戰中所受的委屈在光復後的一剎那爆發，演變成群起攻擊日軍戰俘、餓死日本人等獸性行為，惻隱蕩然無存。戰爭已成為人們揮之不去的陰霾，每個人都背負著隱隱作痛的傷口爬過往後的內戰。今天我們愈了解這些懷著不同身份的「水滴」所受過的傷害，就愈能寬恕他們，也更為那時代感到無奈。龍應台慢慢打開戰爭的「黑匣子」，讓原來身不由己的「水滴」，在浩瀚的歷史網絡上相互連接，去說歷史沒法說清的故事。 龍應台越洋過海找來抗戰中美國水兵鮑布，又拜訪那對現已隱居泰安山的原居民老兵，了解他們怎樣在內戰被俘擄，繼而輪流換上國軍及共軍制服，荒謬地互對槍桿……可是，在這些「水滴」中，有一部分她是沒法撈回來的，那就是中國內地的聲音，那些解放軍內部小人物的傷口。龍說︰「一本書不可能包天包海，否則，它會是一本很爛的書；第二就是，我本來就是寫從內戰被剿出來的人的命運，那兩百萬人，那群失敗者，在潰散以後，在政權轉移以後的命運，而不是留在裡頭的人，所以我沒有理由去寫解放軍，要寫的話，那就是另一本書。」 龍應台讀過一百五十萬字的口述歷史資料，才開始提煉書中十五萬字的內容。 龍應台花了幾個月翻開一個又一個的傷口，寫到最後一章、最後一句時，她終於突破從前的冷靜，在後記一口氣地說︰「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揭開歷史的傷口 批判歷史，找出誰對誰錯不是她的責任，她說︰「你怎樣面對過去，我不管，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把別人的傷口打開讓你看見。你說德軍在列寧格勒圍城不正義，我讓你看見蘇軍接收東北後所做的暴行；你說德軍不正義，但我讓你看德軍埃德沃的家書，脫下軍服他還不過是個人。我不關心歷史的結論，甚麼正義不正義、罪與罰，我只想打開這些人的傷口讓你看。」可是五十年前人家所受的苦我們感受到了，但讀完以後我們是否還要停留在過去，看著含膿的傷口隱隱作痛？這本書除了讓人通往過去以外，還留有一條隱密的路通往將來嗎？ 「當你遇上不喜歡的人，當你發現他的傷口，你不可能恨他。軍人走上戰場前，軍隊都會教育他去仇恨，因為有仇恨他才會殺人，否則是下不了手的。你說這本書每個人的傷口是否很重要？你看到大陸或日本兵流離中的悲慘，你很難再去恨他。同樣地，這本書應該讓大陸人去看，如果他們看到原來台灣人的情感是這樣，我覺得和平是有望的；我只能寫這邊的歷史，但應該有很多的作者去寫大陸的傷口，如果台灣的讀者會去看大陸的傷口，和平是有望的。」 龍應台的工作室貼滿地圖，可能是因為她在書中刻意把同一時代、不同國界的事先連成平衡（行？）線，相互對照。就如長春被解放軍圍城一段，下一章她寫了德軍在二戰期間圍困列寧格勒，兩者同樣餓死數十萬平民，後者不斷被批判被拍成電影，但前者卻懸空成歷史黑洞，就連當地人也從沒聽聞。 後記 離開香港大學的一刻，筆者才知道八號風球懸掛在即。路上，天邊厚重的烏雲高速掠過，維港浪捲白花，中環街頭人群都撐著弱不禁風的傘子擁上最後一班車。在這風雨飄搖、人人趕著歸家的傍晚，我想起龍應台的爸爸龍槐生，他成長於一個長達十多年的戰爭暴風中，為了換扁擔和菜蔞給飢餓的家人，沒半聲道別便當上國軍。二十年後他緊握母親做的一雙布鞋底，千叮萬囑要自己的孩子把它記住。匆匆讀過他跟許多人的故事後，我也記住了，記的不是「屍、死、處決、被殲」等在筆記簿上出現最多的文字，而是人之所以作為人，都需要勇氣，努力脫離戰爭那荒涼的地獄的歷史教訓。 龍槐生已離開人間，但母親給他的布鞋底尚在龍家。

怎樣成為專欄作家？（上）　21/12/2009　高慧然 【蘋果】以下兩條問題來自一位希望成為專欄作家的大學生，因問題有趣兼具普遍性，我把它們原封不動抄了下來，然後公開答覆，供有志者參考： 問題一、我的文筆不太通順，不知道你會建議我看那些書去吸收一下別人的寫作技巧？或者看什麼教學書會比較好？ 問題二、假如我已經準備自己了，我要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作家？是投稿給書店，還是投稿給報館？ 有趣的地方在於，一個希望成為作家的人卻把寫作視為一項技術性工作，而且這種看法具一定的普遍性。我就常常聽到這樣的話：「某某文筆很不錯，應該可以做一個作家。」或者：「某某的文字很通暢啊，為甚麼做不了作家呢？」 事實上，文筆通順僅僅是寫作的基本條件而已，一個作家能夠把自己的思想轉化成文字正如一個廚師擁有健康的味覺，這是必要條件卻遠非足夠的條件。換言之，作家必須文筆通順，文筆通順者卻不一定就能成為作家。寫作不只是一種技能，我不知道有一種「寫作教學書」，我們可以透過看書學習焗蛋糕的技巧，卻無法透過技術指導書籍而變成一個作家。 一個作家最寶貴的資源是生活經驗的累積，是與生俱來的洞悉力，是豐富的想像力，是突破思維框架的衝擊力，是看問題的深度和角度，是帶領讀者思考的能力，及帶給讀者的啟示……寫作技巧可以學習與模仿，以上那些「必需品」卻無法透過參考書獲取。 怎樣成為專欄作家？（下）　22/12/2009　高慧然 【蘋果】第二條問題也很有趣，有趣的地方在於，來信者問的是「假如我已經準備自己了」而不是「假如我已經準備得足夠了」，「準備了」與「準備好」是兩碼事，可事實上不少人怕吃虧，凡事要確保有一定回報才肯投入時間、精力。至今仍有人問我，「如果我辛辛苦苦寫了十萬個字卻找不到出版商出版，豈不是憨居？」我能肯定的其中一件事是，那個「假如準備者」其實並沒開始寫第一篇文章，如果寫了十萬字二十萬字，那麼，大可以根據文章的篇幅和風格投寄往報刊、雜誌及出版社。問題是，我連那些文章的影子都沒見到，我又怎麼知道它們該被投往哪兒呢？幾個月前，另一個大學生問我怎樣可以入行，我建議他投稿及參加寫作比賽，結果他提出要求：「高小姐，你能否替我搜集所有寫作比賽的資訊？」 自從互聯網問世，要為自己寫的文字尋找讀者已經不是難事，某些網絡寫手的入行故事便充滿戲劇性，他們首先在網絡吸引了眾多讀者，然後引起了出版商的青睞。金科玉律仍然是：寫了再說。想成為作家，跟做許多別的事情一樣，付出了不一定有回報，但不肯付出，則肯定不會有回報。 來信者並無告訴我為甚麼想做作家，若喜歡的是「作家」這兩個字，其實有更簡單快捷的方法，儲夠一筆錢，找出版社自資出版就行，我就見過某些人自掏腰包印書，然後以作家自居，自得其樂，也很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