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湯禎兆《明報》專訪

曖昧知道分子 湯禎兆 27/2/2005
【明報】有幾個人,他們穿梭游離於學院與媒體,又教書又寫文章,論盡電影與文化新潮。學生戲謔他們為香港文化評論界四大天王,老鬼認定他們為新一代接班人,他們的代號是386——三十開外,八十年代唸大學,六十年代出生。今期起我們逐個數。

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文化人。上一代的如呂大樂、吳俊雄等,追求學術,在專門的社會學研究中俯視整個香港文化。這一代的文化人如湯禎兆、潘國靈、李照興 (Bono)、朗天等,各有所學,加入傳媒界,「亂步」文化圈,他們的「雜踏」構成了一個年代的文化人風格。

上一代的前輩,似乎偏向做學者文化人,而這一代文化人卻沒有走學術路線,這與社會的環境有關。阿湯指出﹕「上一輩人追求academic的心很強,而且教 育是社會upward mobility,為了改變社會地位又能滿足自己的學術興趣,順理成章會繼續升學讀書做學者。而這一代人做學術研究的衝動較少,因為我們畢業時社會環境非 常好,不愁出路,選擇很多,不必像上一代人走學術路線。」

嗯,90年代初香港真是機遇處處,選擇那麼多,但阿湯一心奔向傳媒界。「當我從日本回來後,傳媒非常發達,像派錢般,入職後不到三個月便加薪一倍。」除了 經濟條件吸引,他入行的最重要原因是喜歡寫作。「以前的mda比較好玩,副刊處於一個無皇管的狀態,基本上沒有錯字就沒有人理,有很多實驗性的東西可以 試,自由度高,既可娛樂自己,又可以發揮創意。而且我們喜歡流行文化,無疑在傳媒工作的實戰經驗比較吸引。因此我們在各自不同的媒介打滾了十年。」

既能滿足創作欲望,又能積累實戰經驗,對阿湯而言本應是理想工作。90年代初,media達到頂峰,但也很波動。幾年間阿湯升至中層管理層,要兼顧行政工 作,甚至負責炒人,不適合自己的性格。「另一個臨界點是,台灣要我交書,我交不到。頓時間,我問自己,當初入行正因喜歡寫作,到頭來寫不到自己喜歡的文 章,就連出書的願望也不能實現,還留在這裏做什麼呢﹖當下認真地想,要找一份收入穩定,又能滿足寫作欲望的工作。」傳媒生態瞬息在變,當轉變至與原初理想 矛盾時,阿湯離開,選擇教書。朗天、Bono選擇做自由人,離開了傳媒機構。阿湯坦言﹕「如果不走,我們的寫作生命都會玩完﹗」受傳媒機構束縛,寫作的自由度太少。但離開不等於放棄寫作。在傳媒混了幾年,他明白自己「有幾多籌碼」,擁有多大的議價能力,仍有一定的發表空間。離開以後,阿湯反而可以維持每年 出不同的書,寫作生命得到另一個方式的延續。

要了解阿湯的創作,必先了解媒體生態。Bono評阿湯的新書《雜踏香港》時,提出「知道分子」的概念﹕「他們見多識廣、閱讀的歷史深厚,對很多事都有背景 資料及評價。他們因應潮流現象,無論甚麼話題到手,都會即時得出尖銳的見地。但更多時候,知道分子的觀點,像時款新衣一樣,被媒體快來快往地消耗。」阿湯 深表認同﹕「我們都是『知道分子』,對社會各方面的現象都知少少,遇事發生,media搵人問,你即時要說幾句,甚至即日寫二千字的文章發表意見,但時效 性很強,寫遲了就不用寫。很多時都會講錯說話,引錯資料,也沒機會修改,更難以深化討論。」

阿湯不是一個消極的文化人,他面對媒體生態為寫作帶來的限制時,會積極地苦思對策。阿湯嘗試以不同角度切入同一個議題,在不同的場域發表,自我調節。這使 他練就了以不同策略閱讀文本的本領。《雜踏香港》結集了他這兩年對香港文化的一點觀察與評論,他刻意運用不同的工具探討問題,可能是不同的理論,可能是主 觀客觀的交錯。他表示﹕「《雜踏》是一個嘗試,正式確立這種寫作策略是寫香港電影。我會用神話學、心理分析、恐怖片理論、接受理論等不同理論分析電影。以 這一兩年的香港電影只是例子,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觀之,當結集成書後,希望這本書會是香港電影的教材。」

除了時效性的局限外,篇幅也是一種束縛,「我已厭倦在一千字以內解決問題的寫作模式,台灣那邊曾經有人約稿要我寫黃碧雲,談她的成長經歷,800字啦﹗簡 直不可思議﹗當文章變得那麼濃縮時,其實是誰寫也一樣。」為了善用每寸文字空間,阿湯盡量引用正面例子,而不是花筆墨去擊破反例。這是他對自己的識見及洞 察力滿有信心的表現,也練就了他在文化評論上的crossover美學,顯現了博學的一面。

面對媒體的局限,阿湯堅持理論的多樣與引例的旁徵,雖然辛苦,但他強調寫作是「自作『業』」,每一次寫作都要問自己為何要寫,每次都希望能豐富自己的寫作 生命,這是自己向自己交代的。這造就了阿湯的個人風格,但他強調這只是內容以point取勝,文字風格他坦言很難確立。「我仍然是內容行先。『煉字』是很 累的。除非我做小說家,否則我不想浪費精神。我會集中於內容的增新,這樣才可擴展地盤,有更大的自由度與自主性去寫作,是文字風格的增新所不能做到的。」

然而,阿湯認為「文化評論也是一種創作,作為一種創作對文字風格的要求不斷下降,只以point取勝,不考慮閱讀趣味。現在整個文化評論的閱讀趣味是降低 了,能保持個人文字風格,近的有吳俊雄、邁克,遠的有陳冠中、丘世文等。當然不是具備文字風格的就一定是好的評論文章,有些人刻意扭字是過火了。」他強調 唯有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文字風格,才能衝出香港巿場,不過自己尚未能做到。

除非透過高度選擇來保持文字風格,在流水作業的生產模式中,根本沒有空間去思考文字風格。在此,我看到一代文化人因着媒體生態所作出的自我調適,有時對 抗,有時無奈。阿湯認為「如果要以最簡單的幾個字總括我們這一代人,我會用『曖昧的本質』去形容。因為我們都很曖昧,已分不清楚我們本性如此,還是被外在 的環境tune到自己變成這樣。幸好自己沒有『潔癖』,現在無論少了什麼,多了什麼也無所謂,反正自己都能適應。」適者生存,原來不只在自然界。

阿湯於98年離開media,於一所中學執教至今。在中學任教中文科與撰寫文化評論文章,南轅北轍,然而本質之異反成了另一種貼近。他表示「當年在 media的時候,在一個機構全職工作,只為了出糧,而在其他機構兼職寫文才是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感覺很二元對立,但事實上兩者是同質的。反而離開業界 後,從事教育,本質上好像更遠,但原來不,特別當我寫到有關教育的議題時,才發現天下烏鴉一樣黑。現在我會把工作視為一個整體,教學與寫作,等同視之,沒 有主輔之分。」

香港語文教師工作量之繁重人所共知,阿湯還能活躍於文壇,全靠他懂得調節、平衡﹕「以往寫稿是跟紅頂白的,誰紅就讀誰的作品。現在即使在日本文化裏我也沒 有刻意追潮流,只要那一個話題有趣就會講,而不會因為自己較熟悉某範疇而迫自己鑽研下去。」不催迫自己跟風,也明白自身之所限,他坦言﹕「在文化上,這輩 子也無法超越陳冠中﹔在學術上,不可能超越黃繼持。我只求在自己細微的空間走動,彈性會更大,自己也舒服些。」現在他豁達地說一句﹕「寫不到就寫不到,好閒。」

什麼人問﹖鄭淑華
自幼接受填鴨式教育,渾噩了十多年。2000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入讀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課程。
現為文化大笪地(http://www.culture-ddd.com)編輯,同時游走於教育界與文化界。

什麼人答﹖湯禎兆
曾任編輯、記者,現為中學教師及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兼任講師。文章散見港、台媒體,曾策劃有關香港文化的書籍,也曾任香港電台「開卷樂」主持人。 興趣由文學至電影,再擴展至文化研究。專研日本文化、社會文化觀察、電影解讀、文學創作及評論等。

後記﹕
香港文化人有三種生存形態﹕一種是傳媒工作者,一種是教授、學者。兩者位處兩極,游走於中間的是自由文化人,他們一方面依附媒體作為發表場域,同時又出入 大專院校探討學術問題。在介入與抽離之間,享受與批評流行文化。阿湯本為傳媒文化人,後來成功變態為自由文化人,他的轉型見證著媒體由盛而衰的經過。透過 阿湯的經歷,我看到一個文化人運用不同的策略去適應(或抗衡)媒體生態的轉變,如何在狹小的空間裏擴闊自己的寫作天地,如何在既定的框架中打破自己的寫作限制。「豐富自己寫作生命」這個終極目標始終不變。

訪問集
二OO五年湯禎兆《明報》專訪
二OO六年湯禎兆《文匯》專訪
二OO九年湯禎兆《明報》專訪
二O一二年湯禎兆《文匯》專訪
二O一三年湯禎兆《明報》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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