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然訪問王安憶

王安憶:我最喜歡看推理小說 22/10/2014 焦然

【明報】編按: 中國著名的當代小說家王安憶, 早前來到香港城市大學演講。本版特約記者焦然訪問王安憶, 談談她對中港學生與香港作家的看法, 又談到文學與書市,原來她喜歡看推理小說……

十 月九日,王安憶以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身分來到香港城市大學,進行題為「世界多元文化激盪交融與中國文化的未來」的講座。這日的上午,陽光晴好,從星光大 道吹來的風帶著一點秋天的溫度。在尖沙嘴的香格里拉,記者見到了王安憶:「文革對我們這一代命運的影響是轉折性的。即使到現在,我不用回頭看,向前看也可 以看到文革。文革開始時我還在小學,如果不是文革,我一定會繼續我的教育。上高中,上大學。我可能會選擇一個不同的專業,我也可能會選擇寫小說,但一定不 是今天的寫法……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讀書。」對於沒有上過大學,王安憶一直耿耿於懷。而這番對大學的執念,也成為她從二十年前開始投身教育事業至 今的動力。

王安憶看嶺南學生
其實王安憶不僅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碩士生導師,在二OO五年,她也曾來到香港嶺南大學教授寫作課 程,任駐校作家。也是那一次與學生的直接接觸,讓她發現了大陸與香港學生有趣的不同:「從他們寫作的題材來看,香港的孩子對客觀世界更加關注,內地的學 生,可能跟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係,更在意身邊的事情。二OO五年金融風暴剛過,嶺南學生寫出來的作品大多跟危機有關,講危機怎樣影響家庭的生活,這讓我很感 動。不過內地的學生一般寫作的主題,都是校園裏的愛情和想像的虛擬世界的生活。從成長的角度來看,香港的學生樸素單純,內地的學生比較成熟世故。我有一次 在香港講座,之後有簽名活動,因為人非常多,所以主辦方要求一人簽一個。香港學生非常老實,他簽完一個,會再排隊簽第二個;內地的學生就會跟你磨,央求你 再簽一個。這個現象非常有意思。」

從二OO七年復旦大學開始招收「創意寫作藝術碩士」以來,到如今已經有五屆學生。對於她極力開設這個學位課程的初衷,王安憶坦言自己的野心並不大:「我就希望能讓一些人從文學中得到樂趣。」

「現 狀就是,報考文學的學生愈來愈少,幾乎沒有第一志願。年輕人對文學的熱情不像以往那麼強烈了。我親身經歷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熱,到今天我能明顯感覺 到這股熱情的退潮。很奇怪的是,年輕人天然就應該熱愛文學,因為這種語言適於情感表達。但現在的學生都不喜歡讀書了,閱讀好像變成一件痛苦的事情。」

相較於王小波文中描寫的「一書眾人手」的艱難,現代社會學生讀書的機會太多太多。一本《百年孤獨》,書店裏,圖書館裏,網上論壇裏,不同的譯本不同的封面, 無一例外都眼巴巴等學生去「翻牌」。然而與當年「讀書就是唯一的娛樂」相比,現在學生的精力都交給了「娛樂」,讀書的機會好像又太少太少。當選擇變多, 真正的選擇反而變少,這是消費社會商品化所營造的幻覺。而更讓人悲哀的是,在文學不可避免地被消費之後,我們似乎也習慣了這樣的設定。

文學的商品化和審美的市場化雖然不可避免,王安憶還是提供了一種期望,在周期性的市場(出版行業與讀者)達到飽和之後,文學本身會被重新關注。對於現階段如何提升大眾對於文學的興趣,王安憶也給予了一個答案:類型小說。

「我最喜歡看推理小說。其他的類型小說,社會性的日本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和家庭倫理小說我也很喜歡。如果我在飛機上看到外國人捧著磚頭一樣的書在啃,我知道那 一定是類型小說,因為這種小說容易引人入勝,而這對於文學的普及是有好處的。這種感覺有點像看電視劇,但看劇不如讀書,讀書會增進讀者內心深度的思考…… 香港的作家裏我最喜歡的是李碧華。她就是寫類型小說。她的小說充滿著奇思異想,這種奇特的想法,是需要天分的。」

上海與香港過客與文學
「大家都給我貼標籤是『傷痕文學』、『知青文學』,但我從很早就開始寫上海了。」對於自己的定位,也許王安憶更願意被稱作是「上海作家」。

「上海這個符號是產生在現代的。上海代表著都市,代表著時尚,也代表著對西方社會的想像。這也是為什麼張愛玲那麼早就寫了上海,但近幾年才又被提及。很有趣的 是,當上海變成一個文化符號之後,它與地域就沒有什麼關係了。虹影寫上海,但她不是上海人;衛慧也寫上海,她也不是上海人。上海已經變成了世界性的題材。 上個世紀老北京是中國文化的符號。比如老舍,講老北京四合院的故事;還有陳建功等等,也是寫北京。但現在北京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而上海還比 較保守(傳統)。」

提到上海,難免想到香港。「香港與上海一樣,都是很流動的地方。」車水馬龍與四通八達,很適合像作家這樣飄零的過客。

「有很多作家從香港走過,就像丁玲經過上海一樣,有蕭紅,有張愛玲,還有郁達夫。」他們都不是香港人,但都在香港停駐過或短或長的時間,他們不曾屬於香港,甚 至在這個落腳之地,他們用筆懷念家鄉。可當現在的我們談起這些文字,卻能嗅到字裏行間一絲絲那年香港的味道。好像《呼蘭河傳》,又好像《赤地之戀》。

現代化的香港,總是被人指摘「文化貧瘠」。在王安憶的眼裏,香港的文化其實很有生命力。「說香港沒有文化是不客觀的,我感覺自己是看著香港的文化在這二十年 裏蓬勃生長的生態。有很多很好的作家:西西、黃碧雲、李碧華和鍾曉陽等等。」香港有自己獨特的東西,比如「方言」,比如「完全沒有農村」。

「現在香港的文學,雅的俗的大眾的小眾的,全都是『一鍋燴』。先是雜物,慢慢地你就能生出東西來。」「文學的產生對我來說與社會和時代沒有太大關係,其實它是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有時候就是一個人改變全世界。而代表香港的那個人,我們可以等待。」

作家的責任
在這樣一個由出版和市場口味主導的文化氛圍裏,我們仍能強烈的感受到王安憶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的抵抗。

「媒體讓作家本人和他的私生活暴露在讀者面前,如同娛樂界一樣,作家搞得像明星。這對年輕的作家會有影響的,因為他們會想盡方法站在聚光燈下。只是我們老一輩 的已經有了一些定力。其實作家是一個很寂寞的勞動,每天與文字對抗。而且小說這種形式傳達起來也比較曲折,因為讀小說的人本身就需要一定的文學素養,需要 想像力重建文中場景。但是寫作者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不能說因為市場化和所謂的快餐式文化責怪讀者。寫得好與不好,是寫作者的問題。看與不看,這是讀者的 事情。我有自己對於好與不好的定義,我的作品要對得起這個標準。」幾十年來,王安憶拒絕網絡,筆耕不輟,寫作於她,便是安身立命。

「我現在的生活重心還是寫作。」她說。

profile.王安憶
中國當代作家,被評論界稱為「張愛玲後又一人」,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創作階段從早年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到後來的海派文學,以 《長恨歌》最為人熟悉,並改編為電影。1980年代,王安憶赴美參與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與台灣作家陳映真同期,為王安憶帶來文學創作上的影響。 曾於2005年任嶺南大學駐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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