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語言的政治學
梁：你剛才提到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大量輸出有關公共事務的語言。我想當時政府是在命名很多香港人不懂得稱呼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都是公共事務、公共領域內的事物，也就是說在公共領域內發生的事物其實是由政府主導命名，然後我們大家跟著用。而這些命名背後都不是中性的，都有一個政治計謀在內。例如把「權利」寫成「權益」，令香港人覺得自己不是爭取權利(right)，而是爭取權益(benefit)，整件事情mellow了很多。
陳：或將「設立殖民地」變成「開埠」。這個很經典，哈哈！
梁：開埠，就是完全沒有武裝、征服、戰爭或條約相關的東西在內。
陳：就好像一班廣東人民落到香港，弄一個碼頭或渡口就是開埠。
從前使用的這些語言是在政治壓力下的臨時舉措。「開埠」固然隱藏了一些政治的衝突；而「市民」、「權益」則是不想讓香港人覺得自己有公民身分。但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它既不能給香港人民主選舉或直選，亦不能給香港人公民身分。一旦給予香港人公民身分，他就是英國國民，而不是中國國民了。政府要面對當時中共和國民政府的問題，它要避開這些麻煩，又要增加一點市民的利益。
原來的中文也沒有「程序」這個詞，它應該是從化學或數學那邊借過來。這應該是當年那些中文師爺想出來的，社會很快接受了並跟著來用。有些還很深奧，例如在八十年代推行區議會時順便推出了「諮詢」，為甚麼不用「參與」？為何要用「諮詢」這麼深的字？
梁：有趣的是，這一套語言是由基層、低層的官員寫出來，但他們又無意識地配合及表達了這個殖民地的統治方法及意識形態，是否這樣？
陳：就像一個僭建，這裡建一些，那裡建一些，慢慢形成一個體系，然後這個體系便會生長，類似Frederick Jameson所說的「政治無意識」。大家都知道應怎樣做，但卻沒有一個整體的計畫。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若果一開始便有一套很官方的宣政語言計畫還好，傳媒與民眾尚能有一些警覺性。
梁：你說回歸之後變得更壞，究竟是甚麼意思？
陳：以前雖然也剝奪了一些公民身分，但當時香港真的不可以賦予公民身分，因殖民地獨立不了，香港不可以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所以那一套是描述式的公共行政語言，這是可以接受的。
但回歸後，這一套東西繼續使用，即使香港人已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基本法也賦予我們很多的權利，實際上可以叫我們作公民，但他們還是沿用市民，而「權利」還是叫「權益」。這些就是用得太久，政治慣性的東西便隨他吧，很難寄望一個政府很積極地改動這些東西。
梁：但特區還有一些新造的東西嗎？
陳：新造的東西如「問責性」，由彭定康很硬性地引入這個字。起初叫做「問責性」，後來就叫作「問責」，那個「問責」是真的向市民問責，政府做完事要向市民交代解釋。回歸之後也會有「問責」，但慢慢變成了「問責高官」，是董建華時代的東西，叫作政治委任制。後來變成副局長、政治助理那些，叫做政治委任。但當市民或政黨一罵他們，問這些是否「問責制」，他們又只好回到董建華的問責制，但其實他們已經不是問責的了，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都不會走出來解釋、請辭等，這些都是由秘書長所做。
也就是說殖民地繼承下來的那套，合用便用，不合用便將它扭曲。另外就是一些對外的新聞公佈，殖民地打左派、打左共都是叫「發射」催淚彈，不叫「施放」，但現在對付保育人士，他們不會稱之為使用武力，而是稱之為「施放」。
梁：雖然一樣是使用武力，一樣是「發射」，但是改一個比較動聽的名字。
陳：改一個較動聽的名字，好像有了合法性，也好像將對方變成了死物，是一些等待處理的東西。另外就是「銷毀家禽」，在大陸，電視台與報章都稱之為「撲殺」。在這點上，我很佩服共產黨的傳媒，因為這是個很真實的說法。我們可以說「銷毀色情光碟」、「銷毀翻版」；但家禽，我們不能用「銷毀」這個詞。
梁：就好像死刑，我們總沒理由說成「銷毀犯人」吧。
陳：慢慢就會演變成「銷毀犯人」了！「銷毀」、「施放」，這些都是納粹黨的語言，稍為有政治常識，對二次大戰有點警惕力的，都會明白。可是在香港，猶太人的力量並不是很強。其實一看見這些字眼已教人心寒。
梁：但是，為何大家會容許這套語言在政府、傳媒、日常生活中被廣泛使用？是否從殖民地開始到現在都是這樣？
陳：殖民地時代還算存在著一點抗爭，起碼工會與勞工處便存在著兩套語言，像「工傷」與「工業意外」。但是一般而言大家都缺乏批判精神，普通人對中文太不認真。大家只對英文認真，一來由於是外國人使用，二來大家知道有一個權威在牛津字典、在文化和英女皇的嘴裡。可是中文，卻好像沒有權威似的，沒有翰林院，也沒有國家語言委員會。因此，中文就是處於一個放蕩的、不被信任的狀態。
此外，殖民地時代的官式中文還真的比較好，還有一批舊學根底厚的人，懂得經史的規範，懂得用一些四字詞。
梁：為何現今這一代人會不懂呢？替官方辦事的師爺其實有很多資源是可以用的。例如寫一封公文信，古代其實留下了大量的範例給我們。又如以往官府的用語，這方面台灣倒是仍然存在的。我知道台灣每年大學聯考到了出題那天便會十分緊張，把出題的教授們關在一所宿舍裡，怕試題外洩，直到考完才放他們出來。他們稱這個叫作「入闈」，十分厲害的用語！還有，他們稱行政院長為「閣揆」。其實很多中文仍是可以用的，為何我們不用呢？
陳：我們刻意斷掉這個傳承，不敢接台灣那一套。共產黨那一套則是橫空出世，由蘇聯那邊來的，然後加入工農兵的語言，通俗得來不太粗，又不口語。
近日我在寫第二本關於應用文的書，教人如何作文。方法其實只得一個。讓我說一個例子：去年特首到元朗去，一個來自石崗菜園村的女士想向特首請願，給他一封信。那時特首正在「勝利牛丸」食麵，說請讓他先行用膳，然後才接收她的信。可是，特首用膳後便直接離去了，沒有接信，因為他知道那名女士是來抗議菜園村收地事宜的。那名女士欲從後追上，卻被保安人員攔截、跟著倒地。傳媒訪問她有何感想，女士衝口而出說了十個字：「咁（0既）特首，簡直痛心疾首！」我想想，這句話的特色，是一句口語的四六駢文。
梁：哈哈，好厲害啊！
陳：如果用白話文來說，就是：「如此特首，簡直痛心疾首！」或「如斯特首，簡直痛心疾首！」，然後我想到，究竟這名女士的話是從何而生的呢？其實，從前的戲曲、南音、對聯，或者是通勝的千字文，全都是淺顯通俗的四六文。即使她不讀這些，聽聽舊時的流行曲如《鐵塔凌雲》，全都是四四或四六字的，很淺顯。當大家將這些入了腦，便能夠於說話中流露出來。可是當這些句子進入了學校，卻不讓你這樣寫，反會將它改成：「這樣的特首，真的是令人痛心疾首了。」語文教學將中文原本最精煉的口語與文言的表達方式扼殺了。因此學生不知道中文可以切句、停頓；不知道中文沒有所謂的形式文法，只有作句的章法；中文也不像英文，沒有甚麼動詞變位，亦沒有第三身單數、無過去式、無時態。
那麼如何學習造句的章法？只能夠透過誦讀一些淺顯的經典。香港中文教育的壞處，便是忽略了這一方面，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浪費時間。其實，根本用不著背誦，多讀一點便成了。
從前我在德國的時候很無聊，常常走到漢學系的圖書館，看昔日的奏章批答，忽然想到，他們要處理的事情很複雜。如咸豐年代或光緒年代的奏章，要處理對外通商、軍事衝突、還有如何排兵佈陣及外交策略等。但那些大臣居然可以用賦來寫奏章給皇帝，而且內容顯淺，亦表達到當中的事理。當然寫成白話文或散文比較容易，但他們只要稍為跳前一步，便可以寫出一個四六的賦、七言的對偶。試想想，從前的人為何有這個本領？
梁：其實不但香港人有你所說的問題，大陸也有這個情況，就是我們的文字變得很冗贅、很「論盡」。為甚麼呢？
陳：研究中文語法的學者，沒有好好保護自己語言的主權，過度地以外來的分析研究中國的語法。然後這套關於中國語法的研究慢慢衍生成教學方法，演變成規範的寫作方法。於是教學上便有了排句、配對、「因為」、「所以」等邏輯關係的字眼。
但從前的人不會這樣學中文。而好的英文也不像我們這樣，我們這套其實是中產階級的低下階層，或者技術階層的英文，這就是帝國主義了。英美國統治階層有其自然而天真的語言，偏偏中國人以為那是不夠好的語言，還以為那是最好的。
於是便形成了帝國的統治法門，一種文化上的統治。大家沒有刻意地反抗或叛逆這套政治關係，只是很舒服地坐在那裡接受，還滲進中文裡面。這套中文是帝國主義奴役的展示，是世界工廠的展示，而香港就是服務中心。
梁：這種中文是很技術性、很機械和很累贅的，沒有你剛才說的自然和天真。同樣地，我們的英文也是這樣，英國在全世界都有許多殖民地，從印度到千里達都出現了不少作家，可是香港就沒有幾個用英語寫作的本土作家。
陳：就像陶傑所說，香港出了一句經典的「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英國人只會在最慎重的道歉時，才說上這一句。但在香港，只是在街上建一個欄杆，你就會看到這句說話。在英國頂多會說「sorry we are working」，中文就更簡單：「施工，不便請諒。」
而這也是很難學習的，要經歷一段很艱辛的學習過程才能學到「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這句話。
梁：對，到現在我還是寫不好香港式的公文。有時收到一些公文信，我不懂得怎樣用他們的語言來回信。
陳：我也不懂。
梁：但你也當了好一陣子官啊。
陳：那時我只寫自己的中文。
梁：其實你在新書裡表達出來的感受，是否跟你做了幾年官有關？
陳：有點關係。我試過收到一些演講辭、一些文稿，真的想當面撕爛它，擲在那個寫手的面上。但我當然不可以這樣做，只好將它改頭換面，最後那個人還是不會改善，下次還是寫那樣的質素。
梁：以你所知，那些官員是跟專門的單位學中文嗎？
陳：一是自學，二是有一個「法定語文事務部」定期印一些通告及範本給官員。
這個「法定語文事務部」也是令人把火，因為在殖民地時代，它叫做「中文公事管理局」，這個名字十分謙虛，意指他們只管理公事上的中文。
回歸後改名為「法定語文事務部」，嘩！你是翰林院嗎？即使是翰林院和皇帝也不可以制定法定語文，因為語文是來自經史的，只有史官勉強可以出聲。但是，一個在公務員事務局之下的機構？憑甚麼？如果我掌權，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拆它招牌。只是改了名號就好像很巴閉。這就是一般搞政治抗爭和社會抗爭的人經常忽略了的部分，其實它是一個很可怕的統治機器。
梁：那時你當官，每日對著那些文字，你覺得使用這些文字的官員，他們怎樣看待這些語言？
陳：他們就當是一個Job，只是一個任務。因為那套語言，你可以前後加減都沒問題，它的負載力好厲害。他們也不會覺得面紅心跳，因為這樣前後增減文字很方便，方便逐級交給上級去改，文字變成僭建的語言建築，再把僭建的語言建築整個推出去給社會，而社會又一下子聽不明白，又需要有人去拆解，於是每人拿了一塊，人人都不明白文字背後說甚麼，這其實也很後現代。
（待續）
訪問目錄
前言
一．殖民地官腔的異化
二．公共行政語言的政治學
三．從官場歸來的行者
四．危險的孤魂
陳雲訪問集
吳志森．陳雲《明報》世紀版對談
（上）戲，剛開始唱
（下）心酸城市
香港青年協會：語文解毒良方
一篇不錯的訪問，但既然訪問人家，應該留心有沒有寫錯書名呀！
麥道舞的進行曲 